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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流砥柱與家國情懷：《抗日戰爭啟示錄》敘事策略的雙向奔赴

發布時間2025年09月11日 16:24 | 來源：中國紀錄片網 | 手機看新聞

2025年9月3日和4日，江蘇衛視、ai荔枝、荔枝新聞平臺聯合播出4集文獻紀錄片《抗日戰爭啟示錄》。該片依托豐富新穎的歷史資料，通過抗戰英烈后人訪談與專家深度解讀，圍繞“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”“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”“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”“中國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國以及各國人民并肩戰斗”四大宏大主題，在歷史回顧中引發深刻反思，在先烈追念中凝聚民族斗志，在精神傳承中砥礪前行力量。全片以細膩清新的敘事策略實現思想主題與藝術價值的統一，在同類抗戰題材作品中彰顯獨特風格。  

以中流砥柱立骨

《抗日戰爭啟示錄》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、江蘇省廣播電視局、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聯合出品，是國家廣電總局“記錄新時代”紀錄片創作傳播工程重點項目。作為文化大省與省級文化大臺，江蘇深厚的歷史積淀、悠久的文化傳統與優質的人才矩陣，為作品創作提供了堅實支撐。江蘇省尤其是南京市，在抗戰中飽受日寇蹂躪的歷史記憶，更賦予創作團隊深刻的情感共鳴與責任擔當。創作中，團隊以“立足江蘇、放眼全國、觀照世界”的視野，在歷史碎片中梳理脈絡，以精致的影視語言真實、生動地凸顯“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”這一核心主線，使其成為敘事策略的基點與藝術表達的核心。

在第二集《中流砥柱》中，影片通過珍貴史料強化歷史說服力：從1936年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和平解決西安事變，到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指出，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，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”，史料與論述的結合形成“歷史事實—理論升華”的敘事閉環。

在其他各集中這一思想主線清晰可見。第一集通過對比敘事凸顯主題：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變后，中共滿洲省委、中共中央于9月19日、20日先后發表抗日宣言，1932年4月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正式對日宣戰；而同一時期，國民黨政府頑固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的不抵抗政策，大片國土淪陷。這種“主動擔當與消極退讓”的鏡像對照，以視覺化的敘事強化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擔當。

影片還通過多維度佐證豐富主題表達：從“八一宣言”的提出到瓦窯堡會議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，從斯諾《西行漫記》對延安的記錄到陳嘉庚“華僑旗幟”的延安之行，鏡頭沿著“政策倡導—外界觀察—民眾響應”的邏輯，展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的民族覺醒與團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影片引入日本視角的第三方佐證。毛澤東《論持久戰》的首個外文譯本為日文本，日本《讀賣新聞》曾發文指出“抗日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”，這種“對手視角”的史料引用，進一步增強了“中流砥柱”定位的客觀性與公信力。

從敘事結構看，全片采用“線性鋪展+主題聚焦”的復合模式：以抗戰時間線為脈絡，每集圍繞“中流砥柱”主題拆解子命題，通過“史料呈現—訪談解讀—場景還原”的三重敘事層次，闡釋中國共產黨作為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、組織者，抗日軍民的領導者、鼓舞者”的歷史地位。回首往事，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，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，這一不容置疑的歷史定位，在影片完整而周延的敘事建構中，得到了充分而有力的彰顯。

以家國情懷鑄魂

《抗日戰爭啟示錄》作為一部兼具史料厚度與思想深度的紀錄片精品，其核心價值不僅在于對民族苦難記憶的忠實還原、對守土衛國擔當的生動詮釋，更在于以“溫情敘事”為紐帶，實現了家國情懷的當代激活與抗戰精神的時代傳承。從歷史哲學與文化傳播的理論維度審視，該片通過敘事策略的創新與價值表達的深化，構建起連接歷史與現實、個體與民族的精神橋梁，為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提供了極具啟示性的范本。

在歷史敘事的建構上，該片突破了傳統革命歷史題材“宏大敘事為主導”的單一模式，創造性地實現了“宏觀敘事與微觀敘事的雙向耦合”。一方面，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為敘事主軸，系統梳理了抗戰各階段的關鍵戰役、重要人物與歷史轉折，清晰勾勒出中華民族從苦難走向勝利的歷史脈絡。這一敘事邏輯既符合歷史唯物主義關于“歷史發展規律與主導力量”的核心觀點，也為個體記憶提供了堅實的歷史坐標系。另一方面，以抗日英烈后人的口述史為敘事支點，通過英烈后代對先輩事跡的細節追憶、對家庭與民族命運交織的情感闡釋，將宏大的歷史命題轉化為可感知、可共情的個體經驗。斯諾侄子的視角補充了國際友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圖景，冼星海女兒對父親創作歷程的回溯揭示了藝術與抗戰的精神關聯，陳嘉庚孫子對先輩愛國壯舉的講述則詮釋了僑胞與祖國的血脈聯系——這些個體敘事不僅沒有消解歷史的宏大性，反而以“具象化表達”印證了歷史規律的必然性，使“家國同構”這一傳統政治倫理在當代語境下獲得了鮮活的生命力。

從文化傳播的理論視角看，該片精準把握了“情感傳播”與“價值認同”的內在邏輯，通過“親情溫度”的傳導實現了歷史認知向價值認同的轉化。根據傳播心理學理論，個體對歷史的認同往往始于情感共鳴，而非單純的理性認知。該片大量啟用英烈后人作為敘事主體，其口述內容兼具“史實真實性”與“情感真實性”：前者源于親歷者記憶的不可替代性，確保了歷史敘事的可信度；后者則源于血緣親情的天然聯結，賦予了歷史敘事以溫度與感染力。這種“雙真實”的敘事特質，有效消解了歷史與現實的時空隔閡——當觀眾通過英烈后人的講述感知到“英雄亦是父親、丈夫、子女”時，抗日英烈從“符號化的英雄形象”轉變為“可親近的歷史個體”，觀眾對“家國情懷”的理解也從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具體的情感體驗。這種從“認知接受”到“情感認同”再到“價值內化”的傳播路徑，正是文化傳播學中“深度傳播”的典型范式，使“緬懷英雄、賡續傳統”不再是口號式的呼吁，而成為觀眾發自內心的情感升華。

從精神傳承的維度審視，該片實現了“歷史啟示”與“時代精神”的價值銜接，彰顯了歷史題材創作的現實觀照意義。歷史唯物主義強調“歷史是過去的現實，現實是未來的歷史”，重大歷史題材創作的核心使命在于從歷史中汲取前進的力量。該片以“讓歷史告訴未來”為創作宗旨，通過“家國情懷”的集中呈現，將抗日戰爭中凝聚的“同仇敵愾、團結奮斗、自強不息”等精神內核，與新時代“不忘初心、砥礪前行”的時代要求相呼應。當觀眾在英烈后人的講述中看到“每一個家庭都與民族存亡緊密相連”時，便能深刻理解“家是最小國，國是最大家”的當代內涵；當歷史中的“血肉長城”與現實中的“民族復興”形成精神呼應時，抗戰精神便從歷史遺產轉化為推動當代中國發展的精神動力。這種“歷史精神與時代需求”的同頻共振，正是該片超越一般歷史紀錄片的關鍵所在——它不僅是對歷史的“回望與銘記”，更是對未來的“賦能與指引”。

綜上而言，《抗日戰爭啟示錄》的成功，在于其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根基，以文化傳播規律為實踐遵循，通過“中流砥柱立骨、家國情懷鑄魂”的創作策略，將家國情懷從歷史記憶升華為當代價值，將抗戰精神從歷史遺產轉化為時代動力。這種創作實踐不僅豐富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敘事維度，更印證了“歷史題材創作必須扎根歷史真實、立足當代需求、貼近大眾情感”的根本原則，為新時代文藝工作者如何“講好中國故事、傳承紅色基因”提供了深刻的理論啟示與實踐參照。 

（王甫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、博導）